封建社会的教育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铁器与畜力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革，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制所代替。在封建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人民和一些士人在实践中有了更多的发明创造，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医学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当时在中国，特别是火药、罗盘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四大发明，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成就促进了农业、手工业、航海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经济出现了几度繁荣时期。 
　　在中国，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在奴隶社会末期即已出现的私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学与私学并存,五代以后又出现了书院的形式。这些，不仅推广了学校教育，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因而又出现了像郑玄、韩愈、朱熹、颜元等著名的教育家和许多教育论著。教育理论日益向系统化演进。 
　　封建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还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管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控制着教育，并使之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大都不能入校学习。在中国,私学在表面上虽然人人都可进入,但由于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交不起“束脩”，而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劳动人民基本上还是通过父传子、师带徒的形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接受教育。封建社会教育的等级性,在中国主要表现在中央官学的招生对象上:“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这类学校不仅劳动人民子弟不能进入，就连统治阶层的子弟入哪一等级学校也要按其父兄官位品级的大小而定。这种等级制在唐代尤为明显。唐代的中央官学设有“二馆六学”。学校制度规定：弘文馆、崇文馆招收皇亲、大臣的子孙；国子学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书学、算学、律学则收“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学者”。这种等级性，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在表面上比较淡薄了。 
　　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吏，学校的任务则主要是“养士”。学成之后，经选士或科举，优秀者授予官职。封建统治阶级选拔统治人才，逐渐形成一套选士制度和科举制度。隋唐以前是“选士”，以推举为主；隋唐以后是“科举”，以考试为主。这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很大。取士的标准和科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儒家的经典变成了历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历代的选士和科举，虽在形式上或重经义，或重诗赋，或用八股取士等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大都限定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控制了全国的教育，用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奴役人民，使教育服务于培养忠于封建主的奴才，因而也使学校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这就严重地障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使教育内容日趋形式化、教条化，更加脱离实际。 
　　中国封建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上也需要培养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人才。学校教育在以儒学为主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算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到了唐代，则更多地建立起一些专科性学校，同时在一些中央业务部门，如太医署、太仆寺、司天台等,也设科招生，培养一些专门人才。这类学校在唐、宋时代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但在中央官学中，这种学校政治地位比较低。随着官学的衰废，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多转入民间，由私人进行传授了。 
　　在欧洲,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阶级有僧侣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两个阶层。为他们服务的教育是教会学校和骑士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而且还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成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文化和教育全部为教会所垄断，教学内容贯穿着神学精神。教育目的是培养对上帝虔诚、忠于教权的教士和能够维护封建主利益的骑士, 对他们进行'七艺'和“骑士七技”的教育。到12、13世纪，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城市出现了行会学校和商人子弟学校，着重学习生产和业务知识，为本行业培养人才。后来这两种学校合并成城市学校。这种学校反映了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打破了教会对学校的垄断，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斗争。